. 安身安顿己身不是把自己安放在一个舒服的地方而是把自己放

2. 安身，安顿己身，不是把自己安放在一个舒服的地方，而是把自己放在合于人性的地方。所安的这个“身”，是连带着人在天地中的位置的。罗近溪先生说，这个“身”是根于父母、连着兄弟、带着妻儿的。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身”（没有脱离人伦而存在的人）。所以安身又可以说是恰当地把握自己的身份。而不能安身而安其心，就是在自己已经不能把握住自己的身份时，做到用良心去应对，也就是俗话说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七、问义。先生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①，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几乎！”“然则孔孟何以言成仁取义②？”曰：“应变之权固有之，非教人家法也。”

有人问心斋先生什么是“义”。心斋先生说：“‘危险的地方不去，混乱的地方不住’，把道义高举起来，不自辱己身，这就是知道了精微之处呀！”又问：“您这么说，那为什么孔子要说杀身成仁，孟子要说舍生取义呢？”心斋先生说：“固然有特殊情况，需要应变权衡。但这是变通之法，不是拿来教人的通常之法。”《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告子》：“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1. 泰州学派讲的道，主要不是体现在文字上，也不是体现在内心的钻研思索上，而是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上。我们的一言一行是实实在在的、天地可鉴的道的载体。所谓的一言一行，就是在家如何做父亲，在单位如何做员工，在社会上如何做公民，也就是如何做自己、如何安顿此身。所以道和身是一体的。我们对道义有多么看重，我们对己身就有多么看重。所以《礼记》说：“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终日。”君子不能接受有一天时间自己没有活得顶天立地。一旦如此，君子便惶惶不可终日，必定要改变才行。这就是尊身。心斋说：尊道尊身，才是至善。这个至善，就是止于至善、安于天地对自己的安排，就是把握自己的身份，就是通过己身呈现道义。这就是义。

2.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权法”，不是“教人家法”，不是规矩常法。这个权有两个意思。一是特殊情况。人一般很少遇到要杀身成仁的情况。（相反，杀身往往是一死了之，反而是丢下仁义这个重担。）有孩子认为父母管自己管得太多，侵犯了自己的自由，这是不道义的，于是要去跳楼。这算是舍生取义吗？这很难成立。所以“权法”不是随随便便可以使用的。所以有“唯圣人及大贤以上可以行权”的说法。

权的另一个意思是对道体认到极其细微之处。比如孔子因为祭祀时的小问题离开鲁国，这原本是不对的。但是孔子是要把离开鲁国的责任归到自己身上，所以“以微过行”。孔子实际上是对道义体会到极为精深的地步，所以有时候做出来的事情一般人觉得不仁，但实际上是非常精深的仁。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个权，即是对道义体会得极其精微，可共学，可适道，可在道义上并立，甚至可以在极为精微的地方都能够有共同的权法。

权的两个意思，一个是和经（常法）对立的，一个是经的极其深入细微之处。后一个意思是本质定义。权，不是委曲求全的“委曲”，不是枉尺直寻的“枉尺”。权不是在道义上打折扣，而是道义的精深化。

八、乍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者①，众人之仁也；“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②，贤人之仁也；“吾未见蹈仁而死者矣”③，圣人之仁也。

突然见到小孩子掉进井里，心中顿时一痛，这是众人都有的仁；“不为了求生而违背仁德，却会为了成全仁德而舍弃生命”，这是贤人层次上的仁；“我从没见过因为践行仁德而死的”，这是圣人层次上的仁。《孟子·公孙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1. 仁，是儒家最为核心的词。一开始修身，我们要去见善体仁，去发现身边人的善意。随着我们越来越用心地去为善去恶，我们也就越来越感受到身边人的好，越发觉得生而为人的幸福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