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治学讲求“创新”“不为空言”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有时不仅靠

周先生治学讲求“创新”“不为空言”，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有时不仅靠文献上的穷尽材料、竭泽而渔，还要靠对时代氛围、文学风气、学术思潮、文化背景的整体把握，这是周先生强调“在文献学基础上的综合研究”的根本原因。而他的李白研究，就试图突破传统研究思路的局限，代之以更加宏通开阔的文化格局：“李白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高难度题目，主要是因为研究积累太丰富。如果要谈心得，那就不能从概念出发，或者从前人的研究模式出发”，“考证在面对较为特殊的对象时，有不少局限性。如研究李白，要对其生平考证得十分精确，就很困难，因为他结交的人中大都为中下层的无名人物，漂流各地，文献记载很杂乱，自己的诗文中也少明确的时地记录，考证起来，就有难度。这就得考虑开辟新的研究路径。这条路径就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李白”。

本书收录了《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一文，这其实是周先生《诗仙李白之谜》十篇论文的精简提炼（详细情况请见本书文章中的说明），与之相关的文章还有《李白与羌族文化》《李白的晋代情结》等，读者想要全面索解李白之“谜”，可以将这些论著一并拿来参看。这些文章基本都是从有关李白的常见材料出发，但通过作者的旁征博引、阐幽抉隐，最终将其“解密”，发掘出其中隐藏的不寻常的“文化秘密”，从而廓清笼罩在李白身上的种种“谜团”乌云。如：李白及其家人姓名中寓含的西方因素，李白剔骨葬友反映出的蛮族习俗，他放浪任侠、剧饮狂歌的独特气质与蜀文化及胡文化的关系，他的游踪与诗歌和羌文化有何关系，他的婚姻观念为何与中原士人不同，他对唐王朝与边疆民族的战事为何能持客观态度，他在诸王分镇问题上导致失败的思想根源，他迥异常人特立独行的异端思想，等等。这些研究发前人所未发，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罗宗强先生评其：“把李白研究的视野大大地拓宽了，展现了李白研究的一个更为宽阔的领域。”

周先生从文化角度研究李白的方法与思路，为千百年来的李白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有的学者已开始追摹效法，但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对学者本人的功力、眼光等学术条件要求很高，故能循着这条研究道路真正做出成绩的，似乎还并不多见。可见真正求实创新、言之有物的治学境界，往往是专精与博通的融合。有人说周先生的研究以考证精严见长，这一评价固然不错；但值得注意的是，周先生的研究始终存在着一种大判断，呈现出一种大格局，这就与纯粹考证型的学者绝不相同；他的李白研究之所以能突破樊笼、自成一家，固然与精深厚实的功力有关，但广博开阔的宏大视野，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

这一特点也贯穿在周先生的其他研究中。如本书所选的《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一文，由前人对唐代最好七律的论争，从而牵扯出唐、宋、明、清四个时代的不同的文学观念，这样就由一个比较细小的文学现象出发，为我们考察唐宋以来文学观念演变这一大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芳林十哲”考》也是从考证晚唐科场流行的一个称号出发，而实际反映了当时的科场风气、士子处境、士子与朝政关系等问题，由此考见晚唐社会之风貌。至于《元和文坛的新风貌》一文，则本身就是对中唐元和文坛的整体观照，当时的文坛极为错综复杂，要理清各种文学现象与文学观念、文人关系与文人群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更非具抽丝剥茧的细致眼光与纵横开阔的宏大眼界不可。总的说来，周先生的文章从细处看，是精严深邃，密不透风；但若从整体着眼，却又格局阔大，气魄雄沉。之所以形成这一特点，与周先生遵循“在文献学基础上的综合研究”的治学思路有关，这是“专精”与“博通”的融合，也是“考证”与“思辨”的融合。

周先生的唐诗研究还始终贯穿着一种“文学史”的宏通视野，这也反映在了《唐诗纵横谈》“纵”部几篇文章的选择上，如《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是对盛唐伟大诗人李、杜的研究，《元和文坛的新风貌》《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是对中唐文坛的关注，《“芳林十哲”考》是对晚唐诗坛的考察，《“唐十二家诗”版本源流考》和《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二文则分别从目录学与诗歌史的不同角度考察了唐诗对后代诗歌的影响。这些文章由小见大，大致勾勒出了唐诗发展脉络中的重要环节。

作为后学，应邀写作这篇导读，只能是抛砖引玉，想必各位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一定会有更高明的想法或体悟。最后再说一句的是，周先生的文章重实证，学术性强，但他的文风却并不似一般研究性文章的刻板枯燥，而是大气舒卷，挥洒自如，生动灵活，有很强的可读性，既体现了扎实而空灵的学风，又恰好符合“大家小书”这套丛书的宗旨，即：“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雅俗共赏，开卷有益。

2015年8月于南京大学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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